日治初期社會變貌對臺灣詩話的影響
－以吳德功《瑞桃齋詩話》記載日人詩事為研究中心
李知灝*
摘要：
在龔顯宗先生〈《臺陽詩話》初探〉一文結語中提到，王松《臺陽詩話》「將
古代與近代的中國詩人以及日本嚮往中華文化的漢詩人蒐羅在內，將中國文化與
日本文化視為臺灣文化的一部分」，但文中卻沒有對王松是否明確的「將中國文
化與日本文化視為臺灣文化的一部分」加以論述。且翻檢同為日治初期洪棄生《寄
鶴齋詩話》及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其中也都有記載日人「詩事」。足見在詩話
中記載日人詩事並非單一詩話作者的意圖，應是日治之後所造成的社會變貌，而
使得初期的臺灣詩話產生改變。從羅博．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文學社會
學》的角度來看，可發現其中出現日人詩事的原因：一、從作家的改變來看，部
分清朝文人西渡，而取代他們與臺灣文人唱和的是日本漢詩人；二、從發行圈子
的改變來看，《臺灣新報》文苑欄與日本書籍的流傳，使得日人漢詩得以讓臺灣
詩話作者閱讀。這兩個社會現象，就造成了日治初期臺灣詩話的改變，這也才是
在日治初期臺灣詩話中出現日人詩事的主要原因。本文以同時期吳德功《瑞桃齋
詩話》為探討中心，研究其中的改變。
關鍵字：文學社會學、詩話學、臺灣古典詩、臺灣文學
一、前言
台灣傳統文學，在四百多年台灣開發史中，與這塊土地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在新文學運動尚未勃興的三百五十多年中，先民們一直都以傳統文學寫下台灣這
塊土地的點點滴滴。其中最重要也是數量最多的文體是古典詩。與古典詩相較，
其它文體如古文、賦……等，就顯得稀有，而與古典詩相關的「詩話」也是其中
之一。現存的臺灣詩話，較為人所知的有王松《臺陽詩話》、洪棄生《寄鶴齋詩
話》、吳德功《瑞桃齋詩話》、許天奎《鐵峰詩話》、賴子清《鶴洲詩話》等 1，
而研究者則較古典詩更為稀少，相關問題也有待開發。
（一）研究動機
目前專門研究探討臺灣詩話的學術論文，只有龔顯宗先生所撰〈《臺陽詩話》初
探〉一文。其中以龔先生對詩話的多年研究，對於《臺陽詩話》一書的內容做初
步性的勾勒，這也為台灣詩話的整理、析論提供了一條可靠進路。
但是，在該文結語中提到，王松《臺陽詩話》「要保存史料，以資考證，可又不
以近代的臺灣詩人為限，因此雖是一部地方性詩話，其範疇卻超越了本土，而將
古代與近代的中國詩人以及日本嚮往中華文化的漢詩人蒐羅在內，將中國文化與
日本文化視為臺灣文化的一部分，……」 2不過文中卻沒有對王松是否明確的
「將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視為臺灣文化的一部分」加以論述，而王松本人在著作
中也未曾明白提及此一部分。且翻檢同為日治初期的洪棄生《寄鶴齋詩話》及吳
德功《瑞桃齋詩話》3 ，其中也都有記載日本漢詩人的「詩事」。若只以「將古
代與近代的中國詩人以及日本嚮往中華文化的漢詩人蒐羅在內」為標準，那洪棄
生《寄鶴齋詩話》及吳德功《瑞桃齋詩話》是否也「將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視為
臺灣文化的一部分」呢？
由此看來，在詩話中記載日人詩事，並非只是王松一人的意圖。而應存在著一種
共同的因素，使得同一時代、同一地方的詩話作者不約而同的將日人詩事記載入
詩話中。這一方面或許是與「近代詩話」中「新派詩話」的思潮有關。參照蔡鎮
楚《中國詩話史》的研究，在近代中國由於列強入侵與詩界革命，產生了吸收新
事物、新思想、新知識的「新派詩話」。其中如林昌彝《射鷹樓詩話》、梁啟超《飲
冰室詩話》、李伯元《莊諧詩話》等等也都記載了外國人事物。然而，這三部日
治初期的臺灣詩話卻沒有「新派詩話」的另一項特點「提倡新詩，鼓吹革命」。 4
另一方面，這三部臺灣詩話反而仍是「資閒談」的「舊派詩話」。這種在「舊派
詩話」中記載日人詩事的情況，在龔顯宗先生〈《臺陽詩話》初探〉一文中也略
有發現，惜未能詳加論述。 5
由此可知，這日治初期的三部臺灣詩話中記載日人詩事，有其不同於新、舊派詩
話產生與新變的原因。筆者近來整理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略有小成，故以《瑞
桃齋詩話》為研究中心，以求能更加瞭解日治初期臺灣詩話的面貌。
（二）研究範圍
本文嘗試探索日治初期的《瑞桃齋詩話》中為何記載日人詩事。而要研究文
本的內容，就不能不從文本產生的流程說起。在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中，將
亞伯拉姆斯（M. H. Abrams）在《鏡與燈》（The Mirror and yhe Lamp）中所提出
藝術創作的四個要素，重新排列成代表藝術過程的圖表：
（圖略）
運用上面的圖表來看，詩話這樣「作品」的產生是因為「作家」與「宇宙」之間
的影響與反應。「宇宙影響作家，作家反應宇宙。由於這種反應，作家創造作品」 。
6如前所述，當時代的臺灣詩話記載日人詩事並非單一作者的意圖，而是一個普
遍存在的現象，因此要更加著重於宇宙對作家的影響。而在宇宙與作家之間，則
存在有顯示宇宙原理的「形上理論」與反映政治社會現況的「決定理論」。與日
人相關的詩事並非永恆的宇宙原理，因此就必須著重在創作詩話當時的社會現
況，做為本文研究的範疇。
此外，還要考慮到「詩話」此一體裁的特殊性。「詩話」的內容並非當時社
會的完整面貌，這從它名為「詩話」就可以看出來。在蔡鎮楚《詩話學》中就對
此加以論述：
所謂「詩話」，就是詩之「話」，即詩的故事。 7
詩話的內容，最初只是以詩本事為主，與說部難以犁別。 8
所謂「本事」，就是指詩歌創作的故事原委。 9
由上面的論述看來，「詩話」記載的重點是在「詩本事」，也就是著重在詩歌創作
的過程。因此，位於創作過程核心的「作家」與「作品」，也就是詩人和詩作，
是詩話內容記載的重心。而在研究創作詩話當時的社會現況時，就要特別注意當
詩人的改變與詩作的發表等等因素。
由上面可以得知，《瑞桃齋詩話》記載日人詩事，是一反映政治社會現況的
現象。因此要瞭解詩話為何產生這樣的變化，就要從詩話產生的「宇宙」，也就
是當時的社會現況談起。而具體的研究範圍，則著重於當時的詩人與詩作身上的
變化。
（三）研究方法
要以當時詩人與詩作的變化為研究範圍，羅伯‧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
在其所著的《文學社會學》（或有譯為《文藝社會學》）中，就提供了一條清楚的
進路。他認為「凡文學都不脫作家、書籍和讀者三方面」，而將作家視為文學的
「生產部門」；作品為「工業品」；讀者則為「消費部門」。進而運用社會學的方
法來剖析具體的文學事實，如創作生產、出版發行及消費閱讀等等。
在文學生產，也就是「作家」的議題上，他提出要留意作家身上的變化，在
書中說：
文學生產是一個作家群的事實；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群人口也要跟其他人口集團
一樣，經歷老齡化、年輕化、人口過剩、人口減少等相似的變遷。 10
如果以作家群的變化來檢視當時臺灣詩人群的改變，就有一點是他沒能提到的，
那就是作家的移動。乙未割台，是近代中國的一件大事，也徹底改變了臺灣的命
運。在割台前後，有些文人因為不願意讓異族統治而移動到中國大陸。另一方面，
則有些具有作家身份的日本官員、社會人士，因為統治及其他因素來台，並與遺
流下來的部分舊作家群成員組成另一個新的群體。其中的改變或許成為臺灣詩話
中記載日人詩事的原因之一。
而在「作品」方面，埃斯卡皮則對於作品發表的方式與發行的範圍特別注重。而
在這發表方式上，日治初期臺灣社會產生了《臺灣新報》「文苑欄」，做為作品的
發表園地；而發行的範圍上，從貿易商對日進出口的頻繁貿易，以及來自圖書館
的證據顯示，當時已有不少日本出版品流入臺灣社會。此外，經由饋贈行為進入
臺灣社會的書刊也可以發現其蹤跡。
而要從社會層面證明這些論點，自然要符合解釋社會現象的法則，也就是涂爾幹
（Durkheim）在《社會學研究方法論》所說的：「社會現象的確切原因應該從那
些以往的社會現象中去尋找，而不能從那些個人意識狀況中去挖掘。」11 因此
與日治初期相關的歷史材料也不容忽視。而更要從「作家」與「作品」的改變上，
整理出實現使日治初期臺灣詩話記載日人詩事的社會條件。正如涂爾幹所說：
一種傾向，不管它是由許多人構成的，還是由以往的傾向轉化而來的，如果它不
是新的，就不會產生新的現象。傾向不可能是憑空創造出來的，也不可能離開一
定的社會條件去實現，一種傾向必須在社會演變的過程中，適合一定的條件，適
應一種形勢才會產生和實現。 12
由此切入日治初期臺灣詩話創作的環境，瞭解做為詩話內容的「作家」與「作品」
身上的改變，才能知道影響臺灣詩話記載日人詩事的共同因素，並更加瞭解日治
初期臺灣詩話的面貌。
二、詩話中的詩人身影－政權轉移下的文人交流
乙未割臺，是近代中國的一件大事，也改變了臺灣人的命運。最直接的影響
則是人口消逝與流動。在清廷與日本交割臺灣之後，日本政府仍與臺灣民主國的
義軍對抗了四個多月。而當時的臺灣文人面對這樣的情勢及自身身份，有了不同
的因應方式：有參與抗日而殉難者，如徐驤、姜紹祖；有參與抗日而西逃者，如
唐景崧、邱逢甲；有參與反抗而後傾日者，如吳德功、黃紹謨；有未參與反抗而
西渡，如吳澄秋、陳登元；有未參與反抗而滯臺者，如王松、洪棄生。而如此文
學人口的急遽變化，再加上許多屬於「外來人口」日本文人的「進出」臺灣，對
於當代詩人群的組成有相當的影響。
（一）官紳唱和成員重組
在臺灣的詩人群中，從清領時期就有一種特殊的交際方式－「官紳唱和」。
也就是由位居治理地位的行政官僚邀集地方士紳，以詩會社集等方式進行詩歌創
作。透過這樣的方式，官僚可以與身為地方領袖的士紳更為親近，以利政令的推
行。在龔鵬程〈台灣詩歌的童年〉一文中，對於清領到日治「官紳唱和」交際方
式的發展，提出了其見解：
清中期以後，官僚與士紳，共同結構了詩人集團階層。此一階層內部之自我認同
以及活動方式，就是藉詩會社集、擊缽聯吟、約盟揭賞來進行的。……其意義應
從其能有效鞏固、強化詩人階層化之意識這方面去認取。也由於此種特質，才導
致後來日本統治者也要辦詩社，要與台籍士紳從詩人意識上取得階層化之認同，
以鞏固其統治（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後，也有類似的舉措）。……從文學社會學的
立場來說，此一時期主要的課題，是發展詩人社群，……因為這個詩人社群中的
傳統根本還有待建立，詩人團體還在成長擴大，…… 13
而再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在詩人團體成長擴大的過程中，清廷官員紛紛西
渡，取而代之的是任職於各行政官廳的日本官僚熟悉漢詩文者。而在臺灣始政之
後，由於需要交通上下的意見，也多派了官員到處巡視，因而造成了官紳唱和的
模式再現。
在當時甫發刊的《臺灣新報》中，就可以發現官紳唱和的例子。在明治二十
九年（西元1896年）9月13日即刊載了民政局長水野遵、台北縣書記官金子芥
舟及通信部長土居通豫等人，與士紳陳洛、李秉鈞、謝鵬博、劉廷玉、葉為圭、
黃茂清及粘舜音等，以「官紳同宴」為名的唱酬會。有了這次官紳唱和的良好互
動，由土居豫通提議創建的「玉山吟社」就在該年年末產生。14 其中除了水野
遵、土居通豫等日本官員之外，陳洛、李秉鈞、黃茂清等臺北士紳也參與其中。
這樣一個詩人集團的產生，自然也受到詩話作者的注意。在吳德功《瑞桃齋詩話》
中就記載這段時事：
臺灣歸東二年，地方頗見於安謚。臺北開玉山吟社，逐月擬題，刊在《新報》，
限日投繳。兵燹之後，見此嫻雅之舉，亦文人之樂事也。而報館主筆田川吉太[大
吉]15 郎，學問淵博，將吟社詩摘刊《新報》，皆有可觀。 16
其中所引詩句除了台北士紳陳淑程、李秉鈞之外，日本詩人如土居香國、鐵研橫
堀、黑江蛟、原田吉郎等人的詩作也名列其中。
除了較穩定的「官紳唱和」之外，還有日本官員因為巡視地方而產生的臨時
性的「官紳唱和」組合。吳德功就記下白子澄與臺灣士紳唱和的情形：
丙申六月 17，雲林沙連、埔里社一帶之變。憲兵及守備兵被害者甚多，甚至圍
攻鹿港及臺灣縣 。18 東京爰派白子澄先生到臺巡察。其人文雅精通，到處采
風問俗，尤工於詩。到彰邑，與邑內諸生吳開東互相唱和。…… 19
在日治初期，許多不服日本人統治的義軍仍散佈全臺各地，而日人皆稱其為「土
匪」。在同一時期的《臺灣新報》中，就每日刊登「勦匪」的戰況。而日本政府
為了不侵害「良民」，使其治理臺灣的過程更為順利。曾經派遣官員巡視地方，
以安民心。在王松《臺陽詩話》中也記載白井新太郎巡臺，給予「全活甚多」的
評價。而在巡視的過程中，自然要與屬於地方領袖的士紳建立良好的關係，於是
另一種形式的官紳唱和由此產生。在之後的民政局長水野遵巡臺時，也沿襲了這
樣的唱和模式。《瑞桃齋詩話》中記載：
民政局長水野大路，於丁酉 20之春巡臺，問俗采風，民賴以安。車馬徵逐之秋，
猶不廢吟咏。其〈臺南弔五妃墓〉詩云：「小尖嶺外欲黃昏，桃李花飛春有痕。
邈矣安平當日事，青山如夢護香魂。」蔡玉屏和云：「鴉啼樹上日將昏，滿地殘
花剩血痕。不必玉鉤斜畔路，行人下馬弔芳魂。」王藍石和云：「昭君節烈勝昏
昏，塚草長青掃淡痕。二百年來名不朽，山靈時覺護香魂。」羅蔚村云：「揮戈
無術日西昏，鬢影鞭絲暗淚痕。青草有靈埋烈骨，杜鵑聲裡弔芳魂。」總督府秘
書監白井新太郎云：「下馬尋墳日已昏，杜鵑花發血多痕。昔時芳烈今空說，憑
弔誰人不斷魂。」 21
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到日本官（水野遵）、吏（白井新太郎）與臺灣當地士紳（蔡
玉屏、王藍石、羅蔚村）之間的唱和情況。
由此可知，在日治初期，來臺的日本官員為了長治久安，沿襲了清代遺留下
來「官紳唱和」的交際模式。然而在此一模式中，原來處於統治地位的清廷官員
紛紛西渡，取而代之的是新進的日本統治官吏，如土居通豫、水野遵、白井新太
郎等等。而在同一模式下的詩人流動，這樣的社會現象也造成了《瑞桃齋詩話》
中出現日人詩事的原因之一。
（二）作家交遊對象擴大
而在日治初期，除了負責治理的行政官僚進入臺灣社會之外，還有許多日本
人因為不同因素進入臺灣，而其中不乏能創作漢詩者。如楊永彬在〈日本領臺初
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一文中，就以《臺灣新報》為材料，考察到此一現象：
在此時期，曾發表詩作的日本人，除總督府行政官、地方首長外，以官廳吏員為
數最多，記者、教師、法官出現之頻率亦大，其餘則醫生、和尚、軍官、警察、
神職人員、實業家等，估算約有200人左右。 22
其中「總督府行政官」、「地方首長」、「官廳吏員」屬於「官紳唱和」的部分已見
於前。但除了「官紳唱和」之外，其他能寫作漢詩的日本人，如記者、教師、法
官、醫生、和尚、軍官、警察等等，與臺灣士紳之間的唱和交際更不容忽略。這
與「日官」、「臺紳」間的官紳唱和不同，唱和者並未有「統治」與「被統治」的
關係，應該將其視為「日紳」與「臺紳」之間的平行交流。而臺灣詩人與日本人
之間的接觸，在乙未割臺之後明顯增加。從幾部以近似編年方式排版的當代詩集
中，就能發現臺灣詩人在乙未之後與日本人之間產生了接觸。如洪棄生《寄鶴齋
詩集》（《披晞集》以後）、吳德功《瑞桃齋詩稿》（卷下）、莊嵩《太岳詩草》、謝
汝銓《雪漁詩集》……等等，就有與日本人之間贈答的詩作，也證明了乙未之後
臺灣詩人與日本人的接觸。
而在這些日本人中，如上所言也有許多是能作漢詩的日本人，這可視為是作
家人口的移入。而臺灣詩話作者與這些新移入的作家接觸、交流，也使得日人詩
事得以進入臺灣詩話中。如《瑞桃齋詩話》中記載：
駐防彰城第一分隊主高橋籐[藤]吾大尉，雍雍有儒將度。時寓予家，每邀予同坐。
其書法用懸腕，甚古勁。適予有血病，即笑云：「莫非因吟詩所欎乎？」其文雅
有如此者。其通譯官隈元亦能詩，記其〈苦熱思鄉〉詩云「回憶日東芙蓉窟，北
窓睡裡夢飛泉」句，極嫻雅。其伍長大谷泉少尉寄古風一篇、七絕一首囑予題扇，
亦極慷慨悲壯。…… 23
在這段文字中就看到日本軍官高橋藤吾大尉、通譯官隈元、大谷泉少尉的記載，
這也是能詩日本人的移入，造成臺灣詩話作者將其記載入詩話的例子。如前所
言，日治初期許多不服日本人統治的義軍仍散佈全臺各地，因此部隊的駐防就更
為頻繁。而在駐防時如無軍營，則多有徵借民宅駐軍的情況，而依等級則借住不
同的民宅。吳德功世代為彰化富商，日本軍官借住其家也並非奇事。而高橋藤吾
大尉等人又能作漢詩，與吳德功相唱和，在《瑞桃齋詩稿》中也留下了相關的記
載。經過這樣作家間的交流，也使得日人詩事得以進入詩話中。
綜合前面兩點來看，作家的流動似乎是《瑞桃齋詩話》中記載日人詩事的原
因。而作家流動的情況，則是乙未割臺所造成的。在乙未割臺之後，許多清廷官
員與臺灣士紳西渡，而具有作家身份的日本官員、社會人士，則因為統治及其他
因素來台，並與遺流下來的部分舊作家群成員組成另一個新的群體。這樣的改變
自然也影響到臺灣詩話作者，也因此吳德功在《瑞桃齋詩話》中才記載了日人詩
事。
三、詩話中的詩作摘錄－傳播方式與範圍的新變
除了詩人之外，詩作也是詩話內容重要的一環。在早期的臺灣社會，詩文的
傳遞還是以書籍的刊行為主要管道。無論是詩人自行刊印詩集，抑或是附入方志
藝文志中，都是以刊行成書籍的模式發表詩作。然而如果詩人家境不甚寬裕不能
自行刊印詩集，或是未被選入藝文志中，這樣詩作就根本沒有發表的空間，更談
不上被保存下來。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新興了一種傳遞資訊的工具－近代報
紙，也開拓了另一個發表詩作的管道。
（一）作品發表方式增新
中國最早的報紙，始於漢、唐的「邸報」，又稱為「雜報」。主要是傳遞國家
政令等相關事項。而在清代同樣性質的報紙則稱為「京報」，又稱為「塘報」、「驛
報」。而在鴉片戰爭之後，許多近代報紙紛紛出現，近代報業呈現了相互競爭的
狀況，有《上海新報》、《申報》、《新聞報》、《字林滬報》等等。然而就臺灣本地
來說，在乙未割臺之前仍未出現近代報業。在張圍東〈日據時代台灣報紙小史〉
一文中考察早期臺灣報紙的發展時就說：
以臺灣而言，中日甲午戰爭之前，近代報業無由產生。清光緒十一年（西元一八
八五年），……是年劉銘傳任臺灣巡撫，翌年開設電報，建築鐵路，並仿「京報」
在臺灣發行「邸抄」，此則為國人以中文在臺灣發行的第一份報紙。
日本明治二十九年（西元一八九六年），日人山下秀實（或謂田村大吉郎）
在臺北創刊「臺灣新報」，此為臺灣最早的正式報紙，並於日本明治三十一年（西
元一八九八年）改組為「臺灣日日新報」。…… 24
由此可知臺灣的近代報紙是由日本人主辦的《臺灣新報》開始。
而近代報紙刊載詩文作品，則是在同治11年（西元1872年）上海《申報》開始
25。而《申報》報導了當時臺灣的時事，詩文方面也有與臺灣相關的作品產生，
如在同治13年9月17日就刊載了〈生蕃歌〉、〈熟蕃歌〉。但是臺灣詩人的詩作
大量出現在報刊上，仍是從《臺灣新報》開始。
在前面所論「玉山吟社」的官紳唱和活動就刊載於《臺灣新報》，之後「玉
山吟社」有許多徵詩活動也都是以《臺灣新報》為發表空間。26 除此之外，還
有每日刊載自行投稿的詩作，更吸引了許多詩人競相較勁。此外，日本統治當局
似乎也有意運用報紙的宣傳力，除了發佈政令之外，更藉此擴大官紳唱和及日臺
詩人交流的效果。在楊永彬《台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中就觀察到：
由於系統地將報紙作為文宣品，廣佈於各官廳以及紳商階層（甚至是大量地免費
贈閱於此階層）中。所以即使居處偏遠，無從參與官紳雅集的士紳，亦可於每日
報紙中見到漢詩著作，…… 27
也就在政治力的介入之下，在臺灣詩壇中造就了一個嶄新而方便的發表管道，以
及廣大且免費閱讀的讀者群。除了讓在臺詩人趨之若鶩之外，更讓臺灣詩話作者
得以藉由報紙得到日臺詩人的近作，毋須等待詩集刊行，也因此在臺灣詩話中不
乏得自報紙上的詩作材料。
臺灣詩話作者得知報紙刊登詩作，約略就與《臺灣新報》發行同時。在《瑞
桃齋詩話》中就有這樣的紀載：
丙申之冬，久寓甘井。一日入城，聞友人言新聞報中有刻臥雪山人〈哭世情歌〉
云：「賈誼哭時事，阮籍哭道岐[歧] 28。余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不悲無飽食，
不悲無煖衣。所悲今時事，悲甚則哭之。土匪猖獗起，劫奪民膏脂。出沒踪難定，
官軍莫能為。」末云：「天與雖可騐，人心未全歸。下情須曲體，自有太平時。」
全首中間未甚穩，故錄其首尾。臺民之慘苦，如遇目前。雖不知其姓氏，想亦有
心人之所作也。 29
自乙未之後，吳德功似乎一直避居甘井，對於世局並沒有充分的掌握。 30在這
段記載中吳德功經由友人得知報紙上有詩歌作品，只不過吳德功仍不曉得報紙名
為《臺灣新報》。但是由有人告知的行為來看，可知在此之前已有其他人注意到
報紙上的詩作，《臺灣新報》「文苑欄」的出現已經構成新的發表管道了。而這首
臥雪山人的〈哭世情〉就刊載代明治29年（西元1896年）11月22日的《臺灣
新報》「文苑欄」上，正好是文中所說的「丙申之冬」，距離《臺灣新報》發刊（6
月17日）還不到半年。在如此短的時間裡，《臺灣新報》「文苑欄」已經成為臺
灣詩話作者取材的對象，也成為日本詩人作品進入臺灣詩話的管道之一。
而報紙發揮了它快速傳遞訊息的功能，讓詩話作者得到最新、最近的詩作材料，
不再是等待書籍刊印發行。此後吳德功似乎更常閱報，並翻閱之前的舊報紙，將
報紙上的詩作編寫入《瑞桃齋詩話》中：
《新報》中七絕之可誦者甚多。鈴木香石〈和士[土]居香國〉云：「簿書堆裏少
歡娛，盡日不言人似愚。獨有夢魂難束縛，帶將風月繞江湖。」館森袖海〈途中
口占〉云：「偷閒橫筆出城關，半日優游水石間。綠樹眼明塵不染，萬重歷歷古
亭山。」草場金臺次韻云：「崔巒起伏繞城關，隱約樓臺嵐翠間。步到古亭橋上
望，風光猶似故鄉山。」……廣瀨濠田文〈新竹途上〉云：「過雨疎疎暑氣微，
新涼一路上征衣。溪山得見風光好，綠樹陰中白鷺飛。」…… 31
這幾首詩作皆刊載於明治29年「文苑欄」，其中鈴木香石〈和土居香國〉一詩刊
載在12月6日；館森袖海〈途中口占〉及草場金臺等人次韻在12月3日；廣瀨
文 32〈新竹途上〉則在10月30日。此外還有：
自古詩人不得志者，藉詩以發之。秋蘋寺崎直〈宜蘭留別〉云：「罷官歸去一身
閒，踏破千巖萬壑間。休道三貂山道險，人情反覆險於山。」田村吉郎云：「文
章不入時，甘受世人嗤。只有一腔氣，昭然天地知。」其牢騷不平之氣，露於言
中。 33
臺南開元寺，離城二三里許。茂林修竹，花香鳥語，蓋鄭氏故園也。住持僧寶山
工於詩，吟朋騷客往來遊咏。結城蓄堂〈次僧寶山韻〉詩云：「老松陰裡老僧家，
不請酒杯惟吃茶。一味禪心清似水，何嫌微笑且拈花。」「春風寥落古禪家，一
炷清香一碗茶。客亦不言僧不語，寒泉石上煮梅花。」詩境澄徹[澈]，可以參禪。 34
寺崎直〈宜蘭留別〉及田村吉郎批語皆刊載於明治29年10月31日的《臺灣新
報》；結城蓄堂〈次僧寶山韻〉則在明治31年10月13日。除此之外《瑞桃齋詩
話》中還有許多片段亦取材自《臺灣新報》（或改組後的《臺灣日日新報》），由
於篇幅有限，不容贅述。
由上述可知，近代報紙《臺灣新報》的出現，使得日臺詩人都有了新的發表
管道。而由於是日本人在臺創辦的報紙，其中出現日本詩人的作品自然就不意
外。況且當時日本統治階層更有意藉由報紙快速傳遞的功能，加速政令的推動與
官紳唱和的影響，免費贈閱給臺地紳商，也擴大了讀者群的規模。除了臺灣詩人
的作品之外，日本詩人作品也藉由此一新的發表管道，讓臺灣詩話作者得以閱讀
其作，並將作品記載入詩話之中。而這樣的影響是相當迅速的，在《臺灣新報》
創刊不到半年的時間，日人詩作也已經藉此打入了臺灣詩壇。《瑞桃齋詩話》正
是在此一社會變貌中，得以記載日人詩作。
（二）書刊流佈範圍移改
在日治初期，除了藉由臺灣本島的刊物發行，達到詩作發表與閱讀的目的之
外，從臺灣以外地區傳入的書刊也可能是影響臺灣詩話中記載日人詩作的原因之
一。在張圍東〈日據時代台灣報紙小史〉一文中就曾指出幾種自日本運銷臺灣的
報紙，如「工業新聞」、「無線時事通訊」、「日本合同通訊」……等。 35而在徐
國章〈臺灣日治時期最初的新聞統制法－臺灣新聞紙條例〉中，列出曾遭臺灣總
督府禁止於臺灣販售、散發的日本報紙、雜誌（包括文學類雜誌，如：《帝國文
學》）就不只其數。36 除了這些經由進口貿易進入臺灣社會的書刊之外，日人來
臺時所攜帶的日文書籍也是管道之一。這從臺灣地區最早的公立圖書館「臺灣總
督府圖書館」中可以得到些線索。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即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的前身，於日本大正3年（西元
1914年）四月十四日，以敕令第六十二號公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而
於十一月在艋舺清水祖師廟內，設置臨時事務所，籌備開館事宜。翌年六月，遷
館至博愛路舊彩票局內辦公，八月九日才正式對外開放閱覽。在邱煇塘所編《國
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史》中述說創設初期的情形：
西元1898年清朝光緒二十四年日本明治三十一年：《臺灣日報》編輯局同事提議
設立圖書館，該報社社長守屋善兵衛大為贊同，並且聲明願意提供其本身所藏圖
書以資贊助。……按：臺灣文庫之設，其中一部分圖書為石阪莊作先生捐贈。……
西元1915年民國四年日本大正四年藏書量為2萬2709冊，閱覽人次為3萬2454
人，閱覽冊數7萬7923冊。 37
從這段敘述中可知，來臺的日人也多有攜帶書籍入境。在圖書館成立之後，藏書
量也日益豐富，閱覽人數也與日俱增。而無論其輸入原因為何，日人書刊進入臺
灣社會，其中定不乏文學類書籍。在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的序文中就說：
禹域詩話甚多，內地嵩山堂所刊《螢窗詩話》數十種，可以無庸再作矣。…… 38
在序中吳德功知道「內地」（日本本土）的嵩山堂刊印書籍，並瞭解這些書籍是
「禹域」（中國大陸）的詩話總輯，可知吳德功曾閱讀來自日本發行的書籍。瞭
解其中的內容，才會說「無庸再作矣」的結論。 39
而讓《瑞桃齋詩話》大量記載日人詩作的，則是森春濤所編的漢詩雜誌《新文詩》
40 ，如在《詩話》卷五的首段就記載：
明治五年 41，倡興西學。蟹文橫行，鳥跡漸少。東京人森魯直，號春濤髯史，
獨守舊業。徵近著於諸友，集成《新文詩》二十餘集，每人皆四字別號。其詩每
月刊行，與新聞紙爭勝。春濤〈自咏〉云：「千里身離故國雲，頭顱如此復何云。
老眸猶辨蠶眠字，疎性難諳蟹跡文。白髮烏絲餘舊影，花天月地寫新聞。編成毀
至譽隨至，為是平生思不群。」一六居士（岩谷修，近江人。）〈贈髯史詩〉云：
「筆研提攜入帝州，小天臺麓寄優游。江山有助能如此，風月之權儘自由。平日
所交多顯達，高人於世豈營求。我將移贈樊川句，千首詩輕萬戶侯。」…… 42
其中「蟹文橫行，鳥跡漸少」一段，即改寫自瓮江漁史在《新文詩》第一集中所
寫的〈讀新文詩〉一文。而岩谷修〈贈髯史詩〉一首，也可見於《新文詩》第一
集。而在《瑞桃齋詩話》中引用《新文詩》中的日人詩作並加以評述，還不只這
一處。其他如：
東京各處多櫻花。每值花開，騷人逸士遊玩題咏。《新文詩》所錄櫻花詩甚少，
惟星舍處士（末松房泰，豐前人）七律云：「春風一夜上嬌枝，節近清明雨歇時。
竹外香雲凝不散，松頭暖雪重難支。九重曾逢佳人句，千載長留壯士詞。呼做花
王何敢讓，牡丹無箇好威儀。」…… 43
《新文詩》間有騷情賦手，如韓偓香奩、黃任香草箋之體。石埭居士（永坂周，
尾張人）〈酒間鬥韻〉云：「可無綺句續香奩，拈筆重填昔 。度曲嬌喉如一串，
點籌慧手玉雙纖。初涼如水浸吟袖，暮色和烟籠畫簾。憐個紅燈酒邊影，照人暗
恨上眉尖。」細膩慰貼，如新鶯初囀。…… 44
《新文詩》集中亦有〈歲晚書懷〉詩，可誦者如綗亭學人（蒲生重辛，越後人）
云：「光陰真似箭離絃，一事無成又送年。人笑楊[揚]雄官獨冷，我憐賈誼策空
傳。傷時頻喚掃愁箒，補俸還收諛墓錢。歷盡險艱霜上鬢，滿腔豪炁尚依然。」……
45
而這應是在日本發行的詩文刊物，經由不同的管道進入臺灣社會之後造成的影
響。讓臺灣詩話作者得以藉由閱讀的行為接觸到日本詩人的詩作，進而將詩作引
入詩話中。
由上面的論述可知，在日治初期因為發表管道的增新及發行刊物的流入，身
在臺灣的詩話作者可以得知日本詩人的作品。《臺灣新報》的刊行以及日本書刊
進入臺灣社會，使臺人接觸日人詩作的機會增加，並記載入詩話之中。這是讓《瑞
桃齋詩話》記載日人詩作的原因之一，也是臺灣詩話因社會變貌記載日人詩事的
原因之一。
四、結語
從上面的論述可知日治初期社會變貌對臺灣詩話的影響。從「作家」的改變
來看，日本殖民政府沿用清代「官紳唱和」的模式打入臺灣的古典詩作家群，而
許多日本人也因為不同的因素進入臺灣。這些改變使得詩話作者經由直接接處或
間接傳聞，得以在作品中記載日本詩人的事蹟。如果沒有乙未割臺所造成的人口
流動及後來殖民政權的籠絡措施，這些社會現象就無由產生，臺灣詩話也無由改
變。也就是由於這些改變，使吳德功《瑞桃齋詩話》中記載下日人詩事。
除此之外，日治初期由於《臺灣新報》「文苑欄」的出現，以及日本報紙、
雜誌、書籍經由不同管道的流入，使得在臺灣的詩話作者可以得知日本詩人的作
品。如了《臺灣新報》「文苑欄」之外，在《瑞桃齋詩話》中就出現日本刊行的
書籍及雜誌的記載，特別是森春濤所編的《新文詩》。日本詩人運用報紙發表詩
作，日本書刊進入臺灣社會，使詩話作者閱讀日人詩作，也是造成臺灣詩話記載
日人詩事的原因之一。
本文探討臺灣詩話中的內容為何出現日人詩事，而以筆者近來努力整理的吳
德功《瑞桃齋詩話》為研究對象。透過詩話記載內容的兩大項目：「作家」與「作
品」，採用羅伯‧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所著《文學社會學》中提示的進路，
並配合當時史料的研究進行論述。得知作家的流動、發表方式的增新與發行範圍
的改變，這些社會變貌影響了臺灣詩話，使詩話記載了日人詩事。而筆者原擬兼
用同時期另外兩部詩話：王松《臺陽詩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進行全面性
的探討，然因篇幅、時間有限，未能完全定稿，有待後續、完成。
後記：本篇論文特別感謝鄭阿財老師、朱鳳玉老師協助聯繫留學日本東京大學的
吳翠華學姐，並影印《新文詩》部分原件。吳翠華學姐已於今年獲得日本東京大
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
*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1 臺灣詩話尚有蔡德輝《龍江詩話》、胡南溟《大冶一爐詩話》，疑佚。筆者於
民國九十年夏於臺灣省文獻會所辦臺灣教育資料展中，亦見江介石所作《趣味集
詩話》。為台中地區鄉土工作室所提供，然失之交臂，甚為可惜。
2 龔顯宗〈《臺陽詩話》初探〉，《臺灣文學研究》，（台北：五南，1998），頁160。
3 王松《臺陽詩話》刊行於光緒三十一年（西元1905年），洪棄生《寄鶴齋詩
話》不知確切成書於何年，但其中所載詩事最晚為「癸丑」年（西元1913年），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則成書於大正十年（西元1921年）。三部作品成書時間相
近。且三位作者皆為由清領到日治的「一世文人」，身份背景也相似。
4 參見蔡鎮楚《中國詩話史》卷六，（長沙：湖南文藝，1988），頁313-370。另
外，雖然在該書頁317中，將《臺陽詩話》列為「新派詩話」之一。然而從作者
上只稱「滄海遺民」而不知是王松；以及在該書頁326到341介紹新派詩話的代
表之作時，並未介紹到《臺陽詩話》，這兩點來看，蔡鎮楚先生並未深入對《臺
陽詩話》加以研究。
5 文中說：「從王松撰寫《臺陽詩話》的動機及其理論與批評來看，似乎屬於近
代詩話中的舊派詩話，可是卻具有開放的視野，能接受新觀念、新事物，似又近
於新派詩話。」同註2。此說將《臺陽詩話》主要歸類為「舊派詩話」中，雖與
蔡鎮楚先生所論不同，然龔顯宗先生經過較縝密的探究，較為可信。
6 以上圖表及引文俱參見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台北：聯經，
1981），頁13-14。
7 蔡鎮楚《詩話學》，（長沙：湖南教育，1990），頁21。
8 同前註，頁22。
9 同註7，頁58。
10 羅伯‧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著，顏美婷編譯《文藝社會學》，（台北：
南方，1988），頁23。
11 涂爾幹著，黃丘隆譯《社會學研究方法論》，（台北：結構群，1990），頁113。
12 同前註，頁94。
13 龔鵬程〈台灣詩歌的童年〉，《臺灣文學在臺灣》，（板橋：駱駝，1997），頁
17-18。
14 《臺灣新報》1989.12.21，中言：「玉山吟社之設也，起於明治二十九年，開
餞年會於江瀕亭，集官紳而宴之。」關於玉山吟社的活動，在楊永彬〈日本領臺
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一文中有詳細的考察與論述。參見楊永彬〈日本領臺初
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台北：播種者，2000），頁
118-130。
15 按《臺灣新報》主編為田村大吉郎，或為吳德功誤記。由於臺灣詩話未經校
訂，多有訛誤。本文將所引詩話材料依時事、語意加以校正，而校正符號則採用
中央研究院許雪姬先生校正《灌園先生日記》（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2000）
中所用的標注符號。錯字以[ ]將正確字改於後，漏字則以【】補於應有位置。手
稿原文夾注以（）加於原處。
16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南投：省文獻會，1992），頁242-245。
17 西元1896年，明治29年。
18 今台中市。
19 同註16，頁225-226。
20 西元1897年，明治30年。
21 同註16，頁236-237。
22 同註14，（台北：播種者，2000），頁115。
23 同註16，頁223-224。
24 張圍東〈日據時代台灣報紙小史〉，《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5卷3期，
（台北：臺分館，1999.03），頁53。
25 參考朱錦翔，呂凌柯著《中國報業史話》，（鄭州：大象出版，2000），頁44。
26 關於「玉山吟社」在《臺灣新報》上的活動，在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
官紳詩文唱和〉一文中有詳細的考察，在此不復贅述。同註14，頁118-130。
27 楊永彬，《台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台北：台大歷史85碩
論），頁153。
28 應為「歧」，形近而訛。
29 同註16，頁228-229。
30 參見施懿琳〈由反抗到傾斜－日治時期彰化文人吳德功身份認同之分析〉，
《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2000），頁373。
31 同註16，頁235-236。
32 「廣瀨濠田文」為《臺灣新報》「文苑欄」原樣，然考其姓名應為廣瀨文，
別號濠田。在「文苑欄」中姓名與別號的排列並無一定。以「磯貝靜藏」為例，
有時稱「唇城 磯貝靜藏」、「磯貝唇城靜藏」、「磯貝靜藏 唇城」等等，故在此
回復其原名。其下所引「秋蘋寺崎直」亦是，本名寺崎直，別號秋蘋。
33 同註16，頁232。
34 同註16，頁247。
35 張圍東〈日據時代台灣報紙小史〉，同註24，頁57。
36 徐國章〈臺灣日治時期最初的新聞統制法－臺灣新聞紙條例〉，「第三屆臺灣
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民國90年8月15日發表。
37 邱煇塘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史》，於網站http://www.ncltb.edu.tw/。
38 同註16，序頁1。
39 而讓吳德功閱讀這些日本書籍，或許與「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創設有關。
因為後來吳德功的三部著作《瑞桃齋文稿》、《瑞桃齋詩稿》、《瑞桃齋詩話》就典
藏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中，這證明了吳氏熟知圖書館內的存在與運作。
40 森春濤、森槐南父子在明治時期日本詩壇佔有相當大的地位。森春濤出生於
日本尾張（今名古屋），至東京創立茉莉吟社及雜誌《新文詩》二十三集（明治
9年2月至10年10月）、《新新文詩》二十五集（明治20年6月）。卒於明治22
年，享年71歲。其子森槐南，編雜誌《新詩綜》十二集（明治32年4月5日至
34年2月5日）及《槐南集》。從《槐南集》中可見其與當時在日本的清廷著名
詩人黃遵憲、姚志梁、黎庶昌、楊守敬、孫聖與、汪芝房等人相唱和。曾隨伊藤
博文來臺訪問，其詩文評論亦曾刊於《臺灣新報》。後為東京大學教授。
41 西元1872年，同治11年。
42 同註16，頁209-210。
43 同註16，頁215。
44 同註16，頁220。
45 同註16，頁240。
主要參考書目（以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1）專著
王松《臺陽詩話》 南投：省文獻會，1994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 台北：巨流，1999
朱錦翔，呂凌柯著《中國報業史話》 鄭州：大象出版，2000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 南投：省文獻會，1992
埃斯卡皮著，顏美婷編譯《文藝社會學》 台北：南方，1988
涂爾幹著，黃丘隆譯《社會學研究方法論》 台北：結構群，1990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 台北：聯經，1981
臺灣新報社《臺灣新報》 台北：莊東方，1997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 長沙：湖南文藝，1988
蔡鎮楚《詩話學》 長沙：湖南教育，1990
（2）單篇論文
施懿琳〈由反抗到傾斜－日治時期彰化文人吳德功身份認同之分析〉
《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 高雄：春暉，2000
徐國章〈臺灣日治時期最初的新聞統制法－臺灣新聞紙條例〉
「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民國90年8月15日發表
張圍東〈日據時代台灣報紙小史〉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5卷3期
台北：臺分館，1999.03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 《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
台北：播種者，2000
龔顯宗〈《臺陽詩話》初探〉 《臺灣文學研究》 台北：五南，1998
龔鵬程〈台灣詩歌的童年〉 《臺灣文學在臺灣》 板橋：駱駝，1997
（3）學位論文
楊永彬《台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 台大歷史所85年碩論
（4）圖書館、文庫特藏品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 央圖台分館館藏手稿
森春濤主編《新文詩》 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明治新聞雜誌文庫典藏
（5）網路資料
邱煇塘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史》 http://www.ncltb.edu.tw/
日治初期社會變貌對臺灣詩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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